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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裁判主义下的民事案件事实认定研究

来源: 发布日期:2016-09-29 浏览次数:2435次

一、民事审判制度中证据裁判主义的确立

(一)证据裁判主义概述

证据裁判主义,亦被称作据裁判原则”,是在当前司法诉讼实务中为几乎所有国家所认可的一项诉讼法上的基本制度。证据裁判主义对司法裁判中证据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只有在证据的基础上才能认定相应的案件事实,没有证据的存在就没有相应案件事实的认定。可以说证据裁判原则是民事司法活动的基石,乃根本中的根本。

两大法系中,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法律条文中大多确立了证据裁判主义的原则性地位,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庭审的高度对抗性也建立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中关于审判程序的设计以及关于证据形式、证据效力、举证责任等制度的规定都从侧面体现了对证据裁判原则的肯定。这一立法理念在诸多条文中也都得以体现,例如《民事诉讼法》的第63条对于证据的认定、第64条对于举证责任的归属、第200关于法院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规定等等。这些条文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司法解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证据裁判主义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通常情况下,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只能是当事人依法提交的证据;(2)法院做出裁决时所依据的证据,须是经过庭审质证的、当事人双方确认无疑的证据,否则不能体现在判决中,更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3)证据被采用的前提是符合合法性和关联性等原则,即要有证据能力[1]

(二)民事诉讼证据裁判主义确立的意义

民事诉讼的社会意义在于,当社会上出现因民事关系而引起的矛盾时,为其提供一个双方认可的、有效率的解决途径。而公正解决民事纠纷的前提来源于准确的事实认定。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主义的确立对规范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模式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证据裁判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反映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的认定需要通过提出证据方能得以实现。通常情况下,民事诉讼活动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当事人举证,特殊情况下时才不需要。这些特殊情况一般是指在认定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法律已经认定的事实时,诉讼当事人可以免于举证证明,而由法院直接认定事实存在。

.具备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的证据方能被采用作为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并不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所有证据都会被法院接受,民事诉讼程序中质证程序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认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来判断证据是否可采信,只有经过质证具有三性的证据才会被采纳。

.证据是否被采纳要通过法院的证据调查程序来认定。没有经过质证程序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       

.当法院没有依据证据所认定的事实或者对于证据的认定存在实体上的瑕疵而做出判决时,当事人可以据此提起上诉或者再审,以此为理由推翻原审判决。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应当充分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等等加以谨慎审查,并严格立足于证据之上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证据裁判主义的确立,一方面法官需要更严格的审查证据相关问题,真正使审判结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民事案件的审理统一了思想,避免轻视证据、轻视程序等现象的发生。证据裁判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做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必须要经过质证程序来认定其证据能力。总之,证据裁判主义原则体现了一个三步走的原则:第一,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据是最基础的要素;第二,民事活动中的证据要经过质证程序,具有证据力的证据才能真正进入法官的考量中;第三,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在成为最后裁判的依据时还要遵循法律的其他要求。证据裁判原则否定了历史上的神明裁判等愚昧野蛮的事实认定方法,是诉讼严谨的集中体现。同时,其也体现了当代民事诉讼活动公正、法治的原则。

二、证据裁判主义的补充和例外

(一)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对证据裁判主义的补充作用

事实认定是认识主体对事实客体的能动建构过程,从实质上讲,事实认定就是一个经验推论过程。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通常是不连续的、单个的事实,需要法官的主观构建来将这些事实串联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链条。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事实是没有确定的证据予以证明的,出于诉讼效力原则的考虑,就需要法官依据经验法则或者法律的规定进行一定程度的推定。这些过程就是所谓的法官自由心证,但是自由心证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两方面的结合来完成。经验法则主要用来挑选证据,逻辑规则用来将具有证据力的证据串联在一起,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

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主要起到以下两种作用:其一,是直接作用于民事审判中。采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通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推导出尚不知道的事实,具体体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司法三段论中,即通过已知的大前提和小前提,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推导出司法上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实际上承当了媒介的功能;第二,发挥间接作用。在民事审判活动中采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来对证据进行区分。证据能力问题的规定在大陆法系的司法审判中不是那么突出,主要凭借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关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没有关于此的明文规定,都是凭借法官的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经验法则的局限性。经验法则其本质上是对于现有社会事实和一般规律的普遍认知,其并不能涵盖全部的事实,尤其是在司法审判中所未知的事实。另外,法官过度的采用经验法则来认定事实作出裁判的情况下,对法官的个人素质有非常高的要求,在我国司法现状的情况下,盲目地推广经验法则,难免会造成审判中出现主观臆断的现象,违背客观事实。

(二)证据裁判主义适用的例外

在强调证据裁判主义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法定情形可以不适用证据裁判主义。这种例外最主要体现在司法认知和推定的情形中。

.司法认知与案件事实认定

司法认知指的是在审判中对于尚未认定的事实,不需要运用证据,而是法官根据法定情形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形。从实质上看,司法认知属于法官的认证行为,即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情形,认定某些事实没有必要进行举证证明而直接予以认定的情况。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司法认知制度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给予了肯定。

.推定与案件事实认定

推定的含义是指在司法审判中根据逻辑推理而非证据来认定事实。它与司法审判中的三段论推理有着相似的结构,只不过构成推定的三个部分分别是“基础事实”、“推定事实”和“联系纽带”。在民事司法活动中经常会遇到采用推定代替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形,其在民事司法审判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首先,推定是在特殊情况下,得出案件事实真相的常用方式。相较于可靠的证据证明出的事实必然比推定的事实更具有说服力。但是依据逻辑推理和经验推理得出的真相也符合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同时考虑到诉讼效率的问题,推定也就成为民事诉讼中必要的认定事实方式;其次,推定可以比较有效的突破司法审判中面临的证明困境。鉴于民事活动多样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往往很少能够找到非常确切的证据,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没法通过证据来得到案件事实,这就给民事诉讼活动带来极大的困境。但是民事诉讼活动又常常追求高效的解决方式,在这种矛盾下采用合理推定的方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再次,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常常与推定有关。例如高度危险物的持有者因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或是在某些强势企业的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取得证据的能力相差悬殊,在这些情况下法律通过推定的方式,将举证责任倒置,减轻了受害方的举证责任,以体现公平。

当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最基本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方式仍然是依据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推定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例外方式。采用推定的情况下并不能得出十分精确的结论,故其只能是在采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十分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处理。在民事审判领域的证明程度只要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这也使得依据推定的事实能够被民事司法审判所接受。相比较而言,在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十分严苛的刑事诉讼领域,假如采用推定的方式,很可能会严重危害司法公正。推定的特性也决定了其只能被适用在民事审判的特殊情形中,在刑事审判以及民事审判的一般情形中都不宜采用推定的方式来得出案件事实。

三、民事案件事实认定实践中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应用

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下的民事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认的过程应当以证据为基础。审判人员在对民事案件中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和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对相关问题的梳理和逻辑推演。从审理方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审判人员根据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对涉案相应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等问题进行审慎考量的过程中形成内心确信。值得注意的是,证据裁判主义并非是死板的,并不一概要求将案件事实回复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而是建立在真与善结合的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民事审判过程中当证据不能清晰的证实案件事实时,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进行判断。

(一)民事审判中的案件事实

民事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争议事实进行认定是审判的关键点所在。一般来说,案件事实是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主张赖以存在基础,如交通事故纠纷中的碰撞等事实,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的侵权行为等。民事纠纷中案件事实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主张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当事人对某案件事实基础上的权利或诉讼标的没有进行主张,法院不应主动对该案件事实进行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及认定综上,虽然理论界以及相应司法实践对于案件事实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民事司法审判中的案件事实应当是审判人员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有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的证据加以推断和审慎考量从而认定的事实,这一事实应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抗辩主张紧密相关。

(二)证据规则在具体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运用

基于有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的证据基础上进行案件事实的认定是证据裁判主义对民事审判过程的内在要求。与英美法系一直坚持的“证据可采性”审查判断标准不同,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大多从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两个大方向上入手,对涉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充分性进行全面审慎的考量和检验。[3]具体到我国民事案件事实认定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证据能力的审查、证明力的审查以及高度盖然性司法证明标准的适用。本文就主要围绕以上三个方面,以三个典型的案例为例证,对证据规则在具体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运用进行探讨,力求对民事审判实践中证据规则运用的方式作出思考和改进,真正实现在民事审判过程中贯彻证据裁判主义这一指导性原则。

 .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

一般来说,证据能力的审查过程主要是对非法证据加以排除。在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是极为重要的。就我国而言,对证据能力的审查主要是对其合法性的考量,代表了诉讼中对程序价值的注重。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对此严格加以注意,一方面保障案件事实认定基础的牢固,另一方面避免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疏漏导致不良示范作用产生。

自我国立法加强对程序价值的规定以来,实践中大多数法官都能够较为全面严谨的对证据能力进行审慎的审查判断,笔者在对大量民事案件审判结果的研究总结过程中发现,目前在证据审查过程中对合法性审查较为严格,利用非法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已经非常鲜见。让我们欣慰于我国司法人员程序法价值思想普遍树立的同时,也在实践中为我们司法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司法人员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加强对证据能力审查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审查的力度和考量的全面性,避免出现证据能力认定上的谬误。

.证明力的审查判断

证据的证明力是民事审判实践中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另一关键点所在,主要指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对所要证实的诉讼主张事实基础是否真实存在进行证实过程中所具备的作用和充分性。具体到民事审判中主要包括证据的真实性以及与待证案件事实的相关性两个方面。对证据真实性的检验主要是针对其本身是否可能是人为伪造的(如为编造借款事实的存在伪造的借据或签字等)以及证据包括的内容是否是可靠的(如言辞模糊的证人证言)等方面。对证据相关性的检验主要是针对证据包含的信息和内容与其所指向的案件事实是否相关联,逻辑上是否具有充分性。

司法审判实践中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主要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以及法官内心确认的过程得以实现。一方面要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质证过程以及相关证据链的联系判断待审证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相关案件事实来判断待审证据是否具有足够的相关性,以便对其证明力进行全面审慎的判断。以厦门市通安区人民法院对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过程为例[4],该案中,主要证据为原告提交的被告祖父所写的内容为认可侵权事实,商谈“私了”的便条以及一张内容为收到损害赔偿1500元的收据,被告方主张该便条是受欺骗和胁迫而出具的。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方主张该便条是受欺骗和胁迫而出具的,对该主张负有证明的责任,被告并不能提出相关证据证实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对其认为该便条不具备证据能力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涉案证据便条以及收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与人身损害行为事实有逻辑上的关联。结合便条和收据可以认定被告方知悉陈某某对与杜某某造成人身损害的事实。

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安区人民法院在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过程中,首先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了判断,被告方提出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被告的主张成立,则该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但被告方并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是受到欺骗或者威胁而写下,结合已经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可以认定该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在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过程中,法院首先对“私了”便条和“收据”的真实性进行了判断,被告方对“私了”便条提出的异议没有相反证据加以证明而不成立。对“收据”标识认可,说明两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同时两份证据直接指向被告是否撞倒原告的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因此判断两份证据具有充分的证明力。本案案情并不复杂,但对相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

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并非是死板的,并不是要求一定要将案件事实回复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而是建立在真与善结合的法律事实的基础之上。随着我国民事诉讼理念的不断革新,在最近几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我们可喜的看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这一进步。目前民事审判实务中,决定案件走向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作为审判人员,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当事人能够拿出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或者能够举出具有足够证明力的相反证据推翻对方当事人的抗辩主张。但在实践中,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均不够充分,此时严格按照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来进行判断会让审判陷入僵局[5],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适用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对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比较,如果一方证据的证明力远大于另一方,则认为其尽到了举证责任,基于此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法官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会遇到证据残缺不全,证明力不充分的情况,在此状况下就需要应用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具体应用的尺度也是值得法官加深认知的关键问题。笔者再次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起典型应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进行案件事实认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判过程为例[6],该案件的主要证据包括交管部门对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证明以及相应的证人证言,相应证据并不能清晰的对碰撞事实进行证实。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涉案主要证据交管部门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证明并不能充分的对碰撞事实的发生与否进行证明,但结合证人证言以及对双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综合比较,认定原告方的翻车结果与被告方超车过程中的过失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对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审判人员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当涉案主要证据并不能充分的对案件事实进行清晰认定时,应当综合比照两方面相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对其证明力分别作出判断,如果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外一方,则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判断过程中,一方面应当充分结合相应证据,虽然不能完全的还原客观事实,但也要在内心确认相应的法律事实;另一方面要注意在双方当事人质证、法庭辩论过程中综合考量,对相应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审慎的比较判断。

  

人民法院在进行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时,要严格的遵循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应当对涉案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进行全面审慎的审查判断,确认其符合《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要求后,才能据此对案件事实加以认定。同时也要注意到一方面可以保障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极大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规范民事审判,尤其是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审理过程,对于民事审判的标准化、规范化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1]  张卫平《民事程序法研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释义》(第七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2] 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3] 李苏林:《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3期,第133页。

[4] (案例)详见最高法发布四起侵权纠纷典型案例: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一审。

[5] 吕日东,张东来:《证据事实的证明责任》,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95页。

[6] (案例)详见最高法发布四起侵权纠纷典型案例: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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