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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级功能之于法院内部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

来源: 发布日期:2018-09-30 浏览次数:2330次

 

——以C市两级法院近三年上诉和再审案件为分析样本

邱克亚

 

《国语》载“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法院诉源治理的基础理论不再赘述,笔者愿为重点探讨的是审级之于法院内部诉源治理的价值。近年来,人民法院新收案件数激增,人案矛盾加剧,如何有效运用法律和司法的自主逻辑,致力使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与法院间的司法能力相匹配,成为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着力的重点。按照程序正义理论,通过审级构建实现有效分流案件之目的,使法院审判活动受到多方位的监督,促使司法权运行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是有效维护法律价值体系的有效之举。然实务中,审级制度运行的实然状态却与其应然状态呈现出不相应的效果,法院内复生案件数量倍增,审级功能缺失了其维护法律价值体系的作用,司法自主逻辑的运行也丧失了社会控制。C市两级法院在诉源治理的改革进程中,以审级功能同质化问题为标靶,开展了一系列有意的改革探索及尝试,笔者以C市两级法院复生案件为样本,对其诉源治理之效进行研究分析。

一、始源:应然状态下的审级功能

法院审级制度是一国法律规定的审判机关在纵向组织体系上的层次划分以及诉讼案件经过几级法院审理后,其裁判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制度。(1)理论界,审级制度的原理是基于程序正义理论及诉讼程序运行中的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平衡,使正义的结果有保证其实现正义的标准和程序,别离于“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2)理论上,审级制度的显性功能既能保障法官司法判断客观性,又能维护法的价值,隐性功能则应实现社会控制。

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法院在履行审判职权过程中,其审判功能被界定为救济权利、制约公权和终结纠纷(3),而其审级功能则通过法院级别之不同而区别,在纵向上涵盖了各级法院之间的职能分配,横向上则囊括了各级法院的程序职能和组织结构。由此而然,我们所探讨的应然状态下的审级制度,纵向设置上呈现出了“金字塔状”,层级自下而上,案件数量越来越少,审理内容越加精简,法官员额大幅下降。越接近塔底的法院,越侧重纠纷解决职能,越关注事实问题;越接近塔顶的法院,越偏重法律统一适用。(4)其功能特征如下:

(一)一审审级功能特征

四级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都承担了一审案件职能,除法律规定外,80%以上的一审案件都由基层法院受理,因此一审审级功能很大程度上主要由基层法院发挥。一审审级应然态主要有三大功能。

1.分流案件。当事人诉讼便捷性、法院审理公正时效性,是确定一审案件管辖的主要依据。基层人民法院其数量多、分布广是其典型特征,将绝大多数一审案件交其承担,能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同时,尽可能减轻其他三级法院受理一审案件压力,腾出空间、人力、物力,确保了审级“金字塔”应然状态下的稳定性。

2.查明事实。司法实践证明,一审环节是查明事实最基础、最关键的阶段。究其原因,一来相较事件发生时间近,易于查找证据,恢复案件原貌;二来法律明确将查明事实规定为一审法院的主要职责;三来只有还案件以真实,才能最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3.化解纠纷。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准确定位案件性质,正确适用法律,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通过裁判文书说理让当事人充分信任和服从裁判结果,正确审视、认清矛盾,使纠纷得到实质性解决和有效性根除,避免案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往复,实现“化干戈为玉帛”。

(二)二审审级功能特征

除基层法院外,其他三级法院都承担二审功能。二审法院对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可根据情况分别作出,维持原判、裁定;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等处理。(5)故此,二审审级应然态主要有两大功能。

1.依法纠错。“上诉制度之设,一则在谋裁判本身之正确,一则在谋法律解释之统一,于前者言,乃当事人受其利益,于后者言,乃国家受其利益。”(6)二审针对一审还未生效的判决、裁定依法作出予以维持、撤销和变更的处理,实际上是以法律统一的裁判尺度和标准,通过对一审案件的审判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及时纠正一审中存在的裁判瑕疵,进而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法律对当事人的救济作用。

2.定分止争。二审终审决定了二审法院在司法裁判中的终局性作用,是案件经过法定程序审理后,裁判应当实现的既判力。与一审实质性化解纠纷不同,二审定分止争的目标应是案件法律化的处理,即案件要在法律上给予当事人一个明确、权威的理由,保障案件结论的正确性,最终实现二审裁判的终局效力。

(三)再审审级功能特征

四级法院都能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补救与维护既判力是再审审级应然态下的主要功能。

1.补救。无救济无权利,在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裁判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应当是具有限制性,再审事由应当是明确甚至苛刻的,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情形(7)才能适用再审。依照再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其目的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确属错误的判决、裁定,其本质是对二审终审制的保障和补充,实际是对当事人的非常救济程序。

2.维护既判力。再审程序的构造,核心是要把握好权利救济与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统一。对法院依法作出的终局性判决,应当产生对法院的拘束力和当事人形式上的确定力,使得被判决的法律关系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因此必须要拿捏好当事人权利保障与既判力维护的价值平衡关系,既维护司法权威,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又实现对当事人诉权和程序的基本保障。

应然态下“金字塔状”的审级设置固若金汤,如若各级法院在履行审判职权过程中均能依照其功能有效实施,想必人民定能拥有更多司法获得感。但笔者走访调研发现,实然态下审级功能发挥与其应然态的构建产生了云泥之别,各审级功能的发挥不再扶摇而上,只能如滚筒一般,往复无常或是止步于前。

二、检症:实然状态下的审级功能发挥

笔者以近三年C市基层法院一审上诉、二审改发和再审案件为基础,从三者关系及原因中探寻审级功能的实然样态。

(一)数据表征(8)

1.受理案件与一审上诉案件数的绝对值增长

2015—2017年(9),C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885360件,受理案件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69%、14.95%。在基层法院受理的766036件案件中,一审上诉案件共计54430件,占各自受理案件总数的7.11%和45.62%。从各年度一审上诉案件情况看,上诉案件绝对值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2016年基层法院一审上诉案件增长率达到69.63%,占同期市中院受理案件数的52.93%,超过该院一审案件受理数(表1)。

 

2.一审案件上诉原因统计

笔者对54430件一审上诉案件的原因进行了归类统计,发现上诉案件原因暂可分为对裁定驳回起诉或起诉(申请)不服、裁定不予受理不服、对判决不服、其他(10)等8类,其中对判决不服系一审案件上诉的主要原因,占到上诉案件总数的85.97%(表2)。

 

3.二审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数攀升

针对54430件一审上诉案件,二审法院根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予以处理。一是维持原判,裁判数量46919件,约占上诉案件数的86.20%;二是直接改判,裁判数量5299件,约占上诉案件数的9.74%;三是发回重审,裁判数量2212件,约占上诉案件数的4.06%(表3)。

 

4.二审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原因统计

在改判和发回重审的7511件案件中,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的原因标准同一:一是因原判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二是因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三是因新证据;四是因其他原因(11)。其他改判原由分别为: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或错误、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处理不当、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量刑偏重、部分变更。其他发回重审原由分别为:违反法定程序、剥夺或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表4)。

 

5.再审案件与上诉案件增幅同向

2015—2017年,C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再审案件430件,各年度再审案件数分别占同期受理案件数的0.34‰、0.59‰和0.50‰。与上诉案件增幅相较一致的是,2016年再审案件受理数与增幅均为三年内最高(表5)。

 

6.启动再审原因统计

在再审的430件案件中,启动再审的事由包含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处理不当、违反法定程序、其他(12)等10项。除其他原由外,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或错误、新证据、程序违法为再审的主要原由(表6)。

 

(二)隐射问题挖掘

从统计数据来看,上诉、改判、发回重审和再审案件的绝对数值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表面上四者上升幅度远低于两级法院受理案件数的增幅,而2017年四者的相对比甚至较去年同期还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四者绝对数值的上浮并非属于应当容忍或放任不管的境地,其背后令人隐思的是归因于审级功能发挥失常的更深层次问题。

1.金字塔底的松动

(1)分流案件失效。上诉案件绝对值逐年递增是不予争辩的事实,而在54430件上诉案件中,因当事人对判决不服而提请上诉的案件占到85.97%,结案未必事导致大量案件进入二审。在案件受理数量逐年激增的情况下,一审案件承办人已无暇办精案。笔者走访部分法官坦言,在人员配备不足、案件量激增的客观现实下,只要保证案件程序合法,通常情况下他们不愿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繁琐的调解工作,而会选择直接裁判。由此带来的多米诺效应即是裁判不能使当事人平心静气,当事人不服判,双方产生的矛盾纠纷得不到有效和实质性的化解,当事人将更多诉讼正义与期待寄托于二审,最终使一审审级的分流目的无法实现。

(2)效率与质量角力下的硬伤。“快速和彻底只能有限地协调一致。谁想加快程序,就必须忍受错误判决数目的可能增长。”(13)求快而不求质,只求结案数并非司法目的,但在案件质量与效率的相互角力中,一审对高效结案的关注明显超越了其他。在诉讼参与者司法素养有待提升的情况下,案件必要的调查、走访又被舍弃,证据未经庭审质证或质证不充分就被采信等等,因此在事实都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何谈正确的事实认定。与此同时,匆忙结案所引起的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也层出不穷。从数据反映的情况看,被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甚至再审的案件中,近八成案件因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甚至违反法定程序造成。

2.中坚力量的失位

(1)重结案而忽略其他。理论上,二审法院有权对一审案件予以纠正和监督,解决一审存在的问题,还司法以公正。但实务中,由于二审也是事实与法律审,二审法院裁判的基础是建立在二审法官新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且随着二审案件的逐年递增,一审中存在的问题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同样会面对。与此同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二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标准,在法官自由行权的同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其他”不可言说的原因,或追求结案率,或下移当事人矛盾,或平衡各种关系等,将二审案件发回重审亦有可能成为法官裁量案件的手段,终忽略了二审审级纠错的根本。

(2)定分止争欠效果。二审程序是一审程序的延续,而二审终身制理论上赋予了其实体及程序上的“终局性”,因此二审定分止争不再如一审般仅注重案件的实质性化解,更偏向法律化的处理。然笔者对二审案件申请人走访发现,虽然二审裁判具有终局性,但裁判并不能完全使当事人信服,不能让他们得到更多司法获得感,反而是不得不结束诉讼的无奈,甚至激发他们申请再审。他们认为法院在裁判中未将矛盾关系厘清,对事实定性表述不明,对证据是否采纳采信不清楚,裁判理由不能充分等等,让他们对司法公信公正产生质疑。

3.补救与既判力的失衡

至2016年以来,C市两级法院启动再审案件比例升高,再审案件数超过同期受理案件数的千分之五。经对比,近三年的再审案件中,再审程序上指令再审案件多于提审;再审原因中约有25%的案件系因程序瑕疵启动再审,再审裁判与原判相同或基本相同;经历审级次数上,约有3件案件存在进入再审后又重新发回反复重审的情况。实际上,依法启动再审案件应当是规范且具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再审必须是针对确有错误的裁判是对当事人诉权的非常补救,而非解决当事人缠访、闹访的方式。常理下,当事人对再审案件的司法期待往往远大于一审和二审,因此仅因为不影响实体裁判的程序瑕疵贸然启动再审程序,而裁判结果却与当事人的期待相差甚远,反复间,再审失去的不仅仅是程序的严谨性,更可怕的是丧失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撼动了司法公信。

三、探寻:应然与实然状态的离差分析

审级制度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差距,已然成为当前各级法院和学界争相讨论并致力于解决两者间罅隙的核心问题之一。然如何厘清两者间的离差关系,又需怎样的支撑才能凸现制度设置的张力,亟待我们找寻其因。

(一)审级制度实务的思考

1.机制间的角力

“即使法律被仔细地遵守,过程被公正、恰当的引用,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14),审级制度的设立为审判本身作为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提供了无可置疑的必要性。而设置审级制度的根源即是因其实际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本来价值,那就是一方面通过上下级法院的权利制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审判程序的不恰当,另一方面用权力制衡来预防法官的不负责任和有意犯错(15)。以此为基,原设想于在四级法院的建构上,以匹配审级制度实现各级法院充分发挥职能的目的,但实务中却因法院贯彻全面审理原则,而两相羁绊,案件往复之间反而模糊了审级主要职能定位。

2.制度适用的尴尬

二审终审本是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姿态,给予诉讼当事人以司法公信及程序公正的保障,设定既为实现纠错之目的,给予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救济,也有为法官分担责任的功能。然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关系与一、二审法院案件监督、审判业务指导等关系交叉,一审终审从其实质上俨然有替代二审终审的现实写照,致使审级制度的发挥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与二审终审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审判监督制度,从程序启动的滥用到零诉讼成本,从终审级别偏低到不可预知的司法期待,成为影响二审不终审的现实结果,机制的补救性缺失了针对与有效,司法既判力权威亦难以树立。

(二)客观条件下的容差

1.案多人少矛盾的客观突出

处于经济转型期与社会转轨特殊时期的当下,复杂经济社会关系衍生社会矛盾的因素叠加,矛盾千奇百怪层出不穷,而能够通过社会自身调解机制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减少。伴随依法治国的全面实施,舆论引导、制度设计与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配以司法诉讼本身低成本和各种司法便民服务的开展,将矛盾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调整与平复,成为更多诉讼主体及其他社会职能部门的主导思想及首要选择。与此同时,法官的人员编制的有限性,人才队伍的不稳定性,隐形导致法官工作量大增,据不完全统计,基层一线法官年均结案数超400件已然成为常态,个别基层法院的法官年均结案数甚至突破1000余件。即使如此,面对案件审判标准及要求地不断提高,审案同时还要兼顾群众满意度,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三效合一,不仅要及时排查疏导矛盾纠纷、还要及时处理涉诉信访等等,无疑占用了法官的有限精力,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如此这般,要想每一个一审案件都能实质性化解的可能性必然降低。

2.一审终审程序的适用困境

至小额诉讼程序创设以来,一审法院对其使用率普遍偏低,从程序适用的生疏,到给予二审纠错的期待;从标的额小案件少,到“争议不大”的理解尺度不一;从当事人有意规避,到涉诉信访压力,诸多原因导致小额诉讼程序惯性地被束之高阁。规避启动、不能启动、不愿启动,严重制约该程序发挥其节约诉讼成本、有效实现案件繁简分流、高效便民之目的。

3.裁判尺度统一与裁判说理的差强人意

统一裁判尺度是提高公众对司法信任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指引功能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在统一裁判尺度的现实路径上,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明确了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这四种形式,但综合四级法院在审判中的实际情况及部分不可预知的因素,纸面上的统一能否解决实务中的统一问题,仍存较大探讨空间。实践中,法律规定的冲突、法律语言的模糊与法官个体裁量的尺度把控,往往走向了统一的另一端。一、二审法官自身乃至他们之间,不同裁判标准就如酵母一般,将当事人对裁判不合理的预期无限发酵。而与裁判尺度相呼应,文书说理说不清,怕授人以柄;说理简单,三言两语,流于形式;争点归纳没有针对性,说理欠缺逻辑,牵强附会等等,两者合并,终酿造出当事人对裁判不信、不服、不接受的苦果。

(三)审判监督管理的弱化

落实审判责任“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应有之意,它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法院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的功能定位、内容对象、行权方式和效果作用。而在稳步推进法院扁平化管理进程中,院庭长对案件该不该管,能不能管;管什么,怎么管,成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规范与转型必然经历的调整期。在此期间,法官的自身司法能力及其司法价值追求成为决定案件质量的唯一保障。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事人对案件公平公正性存疑,对司法获得的感受度降低。

制度实践的乏力、机制配套运用的不足、调整期客观存在的变量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并反作用于审级制度的有效实施,终导致一审案件分流受制,无法实质性化解纠纷;二审案件纠错功能缺失,无法定分止争;再审案件补救与维护裁判既判力功能失衡。但我们认为,发现问题并不是消极看待审级制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相反C市两级法院从审级制度的症结问题入手,力图通过扫清障碍,以审级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核心,为各级法院开展院内诉源治理探索有效路径。

四、完善:诉源治理的审级之路

C市两级法院以探索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等外部诉源治理为主导,倡导以审级功能发挥为核心的内部诉源治理,通过内外兼修之势,师夷长技以破解各级法院间案源数绝对增长的难题。

(一)构建多层次繁简分流机制

“对民事案件和诉讼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其目的在于以合乎理性的规范缓解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从而使不同案件获得不同的程序保障,并使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具有现实可能性。”(16)C市两级法院以繁简分流为手段,构建简案快处机制,为有区别的发挥庭审功能提供基础。

1.纵向三级分流。一级先行调解立案前分流。根据相关法律(17)规定,对起诉到基层法院的民事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或由法院组织诉外调解,一级分流以实现简单及易调案件进行快速审理为目标。二级立案环节甄别分流,由立案庭法官根据案件难易特征,将不适宜先行调解案件,直接随机分流至承办难案的业务庭审理。二级分流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的认定主要采用法定标准,包含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18)规定的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7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四条(19)规定的六大项,及普遍认定为难案的案件。三级分流即案件承办法官的自行分流,以承办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为甄别并分流难案的主要原则。

2.横向深度分层分流。在实施案件繁简分流同时,兼顾专业化审判,实现分流案件随机而又有重点,打造以普通和疑难案件审理为主,兼顾专业化审理的立体审理模式。专业化审理主要针对近年来纠纷数量较大、类型相对集中的劳动争议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案件,原则上该类案件以分流至固定审判团队统一集中审理为主,实现案件审理的专业化同时充分实现统一类案裁判尺度,弥补随机分案导致类型化不固定,引发同案不同判的制度漏洞(图1)。

 

(二)庭审改革形成“四个在法庭”,查明案件事实

庭审是当事人行使诉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其以审判公开性、程序参与性和公正性,决定了去伪存真,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本质功能。C市两级法院 “以审判为中心”为着力点,压实一审、改造二审、严格再审,竭力实现一审事实查明、二审依法纠错的审级独立性。

1.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功能。针对疑难复杂案件,充分发挥庭前会议与庭审衔接功能,扫清庭审程序障碍,先予解决涉庭审中的程序问题及部分实体问题。由法官在庭前会议中形成阅卷笔录,固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请求权利基础规范。在此过程中,针对不积极提交答辩状的当事人,构建一定强制性的诉答机制,限期强制性要求其进行答辩,以便固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同时,有效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对有争议证据和无争议证据予以区分固定,并向当事人示明无争议证据将不再开庭时组织双方质证。

2.实行争点式庭审模式。争点式审理模式基于以庭审为中心构建,即实现“四个在法庭”的目的。原则上,争点整理贯穿诉讼始终,并经过“抓焦→调焦→聚焦→补焦→对焦”(20)五步骤实现。首先采取固定无争议焦点方式,当庭及时认定,随后将庭审重心聚焦于有争议焦点上审理。其次在法庭辩论中,法官围绕争议焦点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并组织双方展开法庭辩论。对当事人偏离争议焦点的发言予以及时制止,并适时引导当事人围绕争点举证质证。最后强调高效集中的庭审。围绕争点的庭审实际上是改变过去记流水账的举证质证模式,促使调查辩论更加集中有效,实现了庭审节奏更加紧凑。

3.裁判文书改革固定庭审成果。裁判文书与庭审改革两者相互相存,缺一不可,庭审改革推进裁判文书制作的变化,而裁判文书改革本身也可反促庭审改革质量的进一步提升。针对案件繁简分流与争点式庭审模式,C市两级法院形成了简式、要素式和争点归纳式三类文书撰写形式。

(1)简式裁判文书。针对简单案件可以使用表格式、令状式等制作裁判文书。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加单民事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对于具有明确金钱给付内容的合同纠纷、侵权等案件,可以使用表格式裁判文书等。

(2)要素式裁判文书。对能够概括出固定要素的类型化案件,在撰写文书时不再分别阐述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而是根据案件要素,载明原被告诉辩意见、相关证据和法院认定理由、法条依据及裁判结果(21)即可。

(3)争点归纳式裁判文书。对当事人争议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疑难复杂案件,要求文书应当充分反映庭前准备工作的程序和内容,记载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充分展现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院认证过程。在此基础上,精确概括和准确写明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详细说明对于辩护意见未予采纳的原因等,实现裁判文书说理充分、透彻,逻辑清楚,有条理。

(三)完善诉讼程序机制,提升定分止争功能

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升一审终审程序适用率。探索制定对超过小额诉讼标的额一定区间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则,对符合法律规定的金钱给付、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案件采取一律适用原则。对当事人规避小额诉讼程序的行为,采取由其承担对方因二审程序产生的诉讼费等措施予以规制,尽力实现程序适用,减少二审案件。

(四)强化案件监督管理,维护既判力

1.强化“四类案件”监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并非是排除了院庭长对案件的监督管理职责,而是在明确权利边界的基础上,要求院庭长应当加强对个别案件的监督管理,做到敢管、愿管、能管。C市两级法院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基础,依法将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其他应当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的 “四类案件”纳入院庭领导监督管理,制定纳入管理案件的硬、软两标准,实现对法官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2.案件评查倒逼案件质量。在案件监督基础上,辅以提升审判、庭审和裁判文书质量为主导,纠错、监督为目的,通过自查、抽查与交叉评查方式,对两级法院上网公开的裁判文书,改判、发回重审和信访案件,庭审直播和录播等开展专项和重点评查工作。近三年,两级法院共抽查上网裁判文书331871份,确保了上网文书及时公开,公开质量准确无错漏。组织案件评查69次,其中开展交叉评查6次,评查各类案件8614件。

3.统一裁判尺度及法律适用。C市两级法院强化二审终审和裁判规则,努力实现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解释的正确性和说理论证的充分性,全力追求案结事了的良好效果和当事人服判息诉的终审目标。其中对改发率较高的案件类型,通过法院总结、及时评估、及时发现等方式,形成类案裁判规程,统一裁判尺度与标准,确保一、二审之间裁判规则及法律适用统一。同时建立二审案例示范指导,在一审案件中向拟上诉的当事人发送二审示范案例,竭力打消当事人对案件不合理的预期,确保一审案件的裁判公信力。

结  语

“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内外并举、善借外力”, 笔者认为,虽然现阶段的改革成效并不足以将审级制度的功能发挥并优化至应然状态,但以审级制度为核心,通过机制创新弥补审级功能发挥的不足,以庭审及配套综合改革提升案件审判质量,却实为符合司法实践,从法院内部实现“诉源治理”的有效之举。希冀以诉源治理改革为契机,发挥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1) 沈德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2)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页。

(3) 周玉华:《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司法功能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5页。

(4) 何帆:《论上下级法院的职权配置 以四级法院职能定位为视角》,《法律适用》2012年第8期。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

(6) 曹国英:《从上诉的目的看我国审级制度的改造和重构》,《民主法治》2006年第6期。

(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

(8) 数据来源于C市法院审判管理信息系统,提取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因2016年法院审判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过调整,部分提取数据存在误差,但基本能反映两级法院案件上诉、改发、再审等运行趋势。

(9) 2015年以来C市两级法院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积极开展法院内的“诉源治理”,故笔者截取近三年近况予以分析。

(10) 经了解,“其他”系人工填选数据时勾选,或因不能归结为系统设置原由或填选错误,在上诉原因一栏中显示为其他。

(11)“其他”原因同上。

(12)“其他”原因同上。

(13) 【德】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4)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15) 江伟:《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00页。

(16) 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17)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通知》(法〔2012〕289号)。

(18)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20)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民事庭审优质化改革运行情况分析——以C市法院857件示范案件为样本的考察》,载《民事庭审优质化改革试点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6年版第25页。

(21) 参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8248号优质庭审案情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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