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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裁判统一

来源: 发布日期:2018-08-28 浏览次数:2101次

——从“票据无因”切入

蒋玲

 

一、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概述

(一)票据返还请求权的定义

票据返还请求权是指丧失票据占有的人,对于以恶意或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人,有请求其返还票据的权利(1)。《民事案由规定》中对于票据返还请求权系规定在“票据纠纷“类别中,与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并列,但以此定义而言,票据返还请求权实际是基于保护物权而设定,基于把票据作为一个物。

在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中,当事人的诉争虽为返还票据,但因票据上直接承载着票据权利,包括票据付款请求权、票据追索权等涉及款项收取的权益,故在类案纠纷中,司法实务实际确认的是票据权利的归属问题。

(二)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缘起

基于前述定义,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提起人为丧失票据占有的人,具体到实践中则多为申报票据权利之人,以票据遗失为由,要求现占有票据的当事人返还票据。也就是在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之前,多经历有公示催告的程序,丧失票据占有的人以票据遗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占有票据的当事人持票主张权利,从而终结公示催告程序,丧失票据占有人只得通过诉讼程序来主张票据权利,即要求持票人返还票据以确认票据权利。    

二、案例:同一事实,不同结果

(一)案例一:Y煤业公司诉C水泥公司、D煤业公司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案

案件事实:诉争票据记载,A水泥公司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20万元,收款人为B水泥公司,B水泥公司将票据背书转让给C水泥公司,C水泥公司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D煤业公司。 Y煤业公司曾向T区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理由为银行承兑汇票丢失,D煤业公司在规定期间申报权利,T区法院因此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故Y煤业公司提起该案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

该案中,当事人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Y煤业公司提交A水泥公司证明、B水泥公司证明以及X煤炭公司证明各一份,欲证明自己取得涉案汇票的合法性和连续性,系B水泥公司将票据转让给X公司后,X公司基于与自己的交易而将票据转让给了Y煤业公司。2.C水泥公司提交证人陈某、秦某、何某及录音、靳某及收据,欲证明系案外人靳某为支付水泥款而将票据交付给C水泥公司。

T区法院认为,讼争汇票在背书过程中“被背书人”一栏均无记载,背书不完备,因此背书不具有连续性;虽然C水泥公司在被背书人处补记了自己的名称,但该补记未依背书人B水泥公司的授权,而是经多个案外人为贴现而为之的行为,且C水泥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前手B水泥公司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故其取得汇票不合法,不享有票据权利;同时,《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Y煤业公司要求确认讼争汇票上的权利归其所有并返还该票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C水泥公司、D煤业公司虽然对Y煤业公司提交的B水泥公司、X煤炭公司出具的证明之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出鉴定申请,故对此不予支持;同理,D煤业公司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C水泥公司有买卖关系,且已进行了背书,属善意持票人,但因其前手即C水泥公司取得讼争汇票背书不连续,且不合法,故其在所持讼争汇票背书不连续的情形下,并未提供实质上连续的证据以证明其票据权利,因此,Y煤业公司的证据效力大于D煤业公司提供的证据。
  T区法院判决:诉争票据的票据权利归原告Y煤业公司所有、C水泥公司、D煤业公司返还Y煤业公司上述票据。C水泥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二:Y纸业公司与C纺织公司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

案件事实: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于2013年6月签发,票面记载:出票人为A鞋业公司,收款人为B包装公司,票面金额人民币77560元,B包装公司背书转让给C纺织公司,C纺织公司系最后被背书人及持票人。Y纸业公司以涉案票据不慎遗失为由,向L区法院申请公示催告,C纺织公司在公告期间内持票申报权利,法院因此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故Y纸业公司向L区法院提起该案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

L区法院认为,首先,涉案票据形式完备,各项必要记载事项符合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故涉案票据为有效汇票;其次,票据是无因证券,票据一经作成,票据关系即与原因关系相分离;再次,票据是文义证券,根据涉案票据的记载表明,C纺织公司是涉案票据的最后持有人,且票据上背书是连续的,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C纺织公司通过连续背书取得涉案票据,是合法的持票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以及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Y纸业公司应对涉案汇票的遗失、C纺织公司系非法持有票据人承担举证责任,现Y纸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益丰公司存在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玖文公司单凭申请公示催告,不能说明其遗失票据。虽然,Y纸业公司与B包装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不必然发生B包装公司将涉案票据空白背书给Y纸业公司。

L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Y纸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Y纸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两种裁判思维的碰撞

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案例,具有相同的法律事实,但结果却截然不同,通过比较上述两者的分析过程,可看出两者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相反的两方,导致出现了结果相反的判决。

上述两个案例中,裁判者运用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于证据的认定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出现了不统一的认定,笔者尝试将两种裁判思维对比如下:

T区法院的裁判思路为传统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思维,通过对比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证明力大小,以优势证据来作认定,具体到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中,即对比分析双方当事人如何获得票据,从票据原因关系入手。Y煤业公司所举示的证据为关于票据基础买卖关系的证据,关于如何通过层层买卖关系以得到票据权利,T区法院着重审查其提交的相关证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判定Y煤业公司是否基于买卖关系取得涉案票据,从而拥有票据权利。C水泥公司、D煤业公司则通过举示关于其支付对价从案外人处获得票据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拥有票据权利,T区法院从两方面入手判定该两被告公司的票据权利,一方面,以当事人系补记被背书人名称来判定背书不连续,另一方面,以对比取得票据的原因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来判定票据权利归属。

L区法院对于票据权利的认定系以票据的特殊属性为基础,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做出判定。基于票据的无因属性,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呢关系相分离,故对于票据权利的判定,从票据关系入手,分析票据背书是否连续,若票据背书连续,则票据有效,票据具有无因属性,由非票据占有人Y纸业公司举证证明持票人C纺织公司占有票据不合法,从而认定票据权利的归属;对于票据原因关系的审查,即Y纸业公司、C纺织公司如何获得票据在票据权利的确认中不作过多认定。

四、票据的特殊属性——“票据无因”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导致两案判决结果不同的原因为裁判思路的不同,审判者切入视角不同,上述提到票据关系和票据原因关系,此即两案裁判结果的分水岭,从票据原因关系入手者采取传统的民事审判思维,将票据纠纷作为单纯的民事纠纷处理。而从票据关系入手者将票据关系从案件中抽离分析,把票据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相分离,从而具有清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运用,在认定中最关键的基础便是票据的无因属性,因票据具有无因性,所以可将票据关系做单独分析,同时也是基于票据的无因属性,可以基于票据关系做出票据权利的认定。

(一)“票据无因”概述

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根据该定义可以看出票据无因性包括了票据关系和票据原因关系相分离(2)。根据票据无因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票据无因性包括了票据关系和票据原因关系相分离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说只要持票人持有有效票据,就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裁判者在审查票据权利时,对于持票人如何取得票据这一事实,无需作过于深入审查。票据无因的这一属性是为了增加票据的流通性,降低持票人的交易风险,维护票据市场和票据交易本身的稳定性,从而实现设定票据制度的初衷,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在维护交易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下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票据无因性并非绝对,其例外主要表现在:  第一,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有效与否,能够直接影响票据权利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所产生的事由对抗票据权利人;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无对价或者不以相当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的取得不以对价为条件,但应受前手原因关系的限制,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票据无因性是出于正当持票人而言,持票人不法取得或者出于恶意取得的票据,对于恶意持票人来说,票据原因可以作为对其进行抗辩的理由,其票据行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此外,不法取得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第四,票据权利如因时效届满而消灭,票据权利人可以票据原因关系予以请求,票据债务人也可以票据原因关系进行抗辩。

(二)“票据无因”与“票据买卖”

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票据在市场上流通的过程中,不仅经历了背书转让、直接交付,还可能涉及到“票据买卖”。由于银行的承兑汇票贴现流程比较繁琐,周期较长,企业只有在承兑汇票到期日当天才能从银行拿到货款。这就滋生了民间“票据买卖”,流通环节的票据中介行为,主要是指甲将其承兑汇票卖给乙,乙直接拿去银行贴现或者再次转卖,提取一定费用赚取中间差价,这种方式是将票据视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针对上述票据中介行为的司法认定,2012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就票据中介何定性请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复认为“买卖银行承兑汇票是票据中介行为,不是贴现,不属于《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资金结算业务’,不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因而,民间“票据买卖”一般情形下并不涉嫌违法犯罪,当事人通过票据买卖,支付对价而获得票据亦属于取得票据的一种形式,其购得票据后将票据进行背书,该背书行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票据上背书连续的情况下,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其为票据权利人。

具体到案例中,持票人即使是通过票据买卖取得票据,但其给付对价购得票据,该行为并不违法,当事人购得票据后再票据中背书,基于票据的无因性,持票人即为票据载明的票据权利人。因此在审理该类纠纷时,可基于票据之无因确定票据权利人,在此基础上,原告以票据遗失为由要诉请其为票据权利人,并要求持票人返还票据,则应由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此时需举证证明被告并非票据权利人,单单举证证明其如何基于票据基础关系占有过票据并不能推翻被告系票据权利人,其还需举证证明被告取得票据的途径并不合法,也就是说案件的举证责任落点到原告举证证明被告系非法取得票据。这个举证责任落脚点即案例二呈现的观点。

(三)票据无因性的运用

对于票据无因之运用,不仅在上述案例二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中有相应呈现,在票据追索权纠纷中,也有淋漓尽致地体现。根据前述,在票据转让的过程中,转让方式不仅有背书转让,还有简单交付,当事人收到票据后未在票据上背书就又交付给第三人,此种情况下,票据背书中的前后手之间没有真实地基础交易关系,但在票据追索过程中,则不以当事人是否存在票据原因关系为论,若背书连续,当事人可向其不认识的前手进行票据追索。这样的制度设置,保护了票据权利人的票据权利,也维护了票据交易市场的稳定和秩序。

五、从审判效果回看“票据无因”

前述分析了票据无因属性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以及其好处,经过司法实践的洗礼和检验后,我们可再来通过案例来倒退票据无因之合理性,为什么要如此设置,如果没有票据无因性,则可能呈现怎样的结果,是否有合法权益将受到相应侵害。同样以下我们以前述两个案例作为分析素材。

若没有票据无因性作为认定基础,则不能首先做出被告系票据权利人的思维确认,票据关系和票据原因关系无法分离,票据纠纷的审理等同于普通民商事纠纷,将回到票据原因关系本身去分析判断,如上述案例一之审理思路,可能还需要用到优势证据原则、高度盖然性等等。通过这样的审理思路呈现的裁判结果便是支持以票据遗失为由而提起诉讼的原告。但不妨作极端之试想,原告若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获得票据后,又将票据转让给他人,此票据在市场上几经流通交易,此时,原告以票据遗失为由恶意申请公示催告要求持票人返还票据,则按照案例一的思路来审理,原告胜诉,则被告的权益应如何守护。这样可能滋生一些恶意的虚假诉讼者,通过诉讼来实现自己的不法利益。

因此,当我们从实践回归立法时,去思考、去推理时,我们大致可以窥探立法的深意,也可以理解立法的初衷,反过来,在我们运用法律法规时,我们的内心也更加笃定,这也是内心确认的应有之义。

说到内心确认,检验其是否接近真相的其中一项指标便是案件上诉率。Q区法院先后有两起类似的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裁判者均运用的如案例二中的审判思维,裁判结果也如案例二;判决前,原告申请保全,胸有成竹,判决驳回后,原告却表示不再申请上诉,判决生效。息诉服判的另一面展现的或许是判决结果和事实真相的高度接近或等同。这也是好法给司法实践、给当事人权益保护带来的益处;不过立法具有天然的滞后属性,这就要求执法者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反复思量、反复琢磨,实现最大化保护合法权益。

六、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审判思路统一

回到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要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我们要把握的是票据的特殊属性,其中票据无因便是重中之重。首先,确定票据背书是否连续,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空白背书并不影响票据背书的连续性,此步是针对票据关系的审查;其次,被告说明其取得票据是否支付合理对价,对于此点的审查并不需要被告举示详尽的证据,高度盖然合理即可,此点是基于票据原因关系的考虑;最后,由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取得票据不合法,此点是基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落脚。如此,在审理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中,运用票据无因性原则,将票据关系和票据原因关系分离,简化审查思路,让审判思路更加清晰,也能够更好地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让票据市场更加规范,也让虚假诉讼少一些可趁之机。

裁判尺度的统一和规范,不仅仅限于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范围,对于司法实践者来说,我们的路还很长,民事纠纷系统繁杂,如何进一步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我们要思索的还很多。但我们再努力,通过司法公开,借助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各式各样尺度不一的问题,智能化可以让我们统计数据,为我们呈现问题,让我们更加紧迫。在发现问题后,我们如何解决问题,这不是智能化来思考的,这是司法实践者需要面临的难题,每一个案件都有自己的脉络,如何在复杂的案情中去发现法律事实的系统性,去统一裁判规则,正确划分举证责任,如何去妥当认证、认定,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仅仅是司法实践者,还有律师代理人等等,法律共同体应该一起促进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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