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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之审视

来源: 发布日期:2018-09-01 浏览次数:2913次

——以C市Q区人民法院审理实践为研究主线

冷雅民  李潇

论文提要:

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团伙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表现在审理层面上即共同犯罪已逐渐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态。过往,基于基层少年刑事案件的相对简易性,甚少有对未成年人审理规则进行过细致探讨。本文以C市Q区人民法院2013年——2018年6月审理实践为研究主线,发现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审理面临的多重困境:一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介入共同犯罪导致定罪与量刑标准的隐形悖论;二是法官之间对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事实的评判方式大相径庭;三是分案审理机制背后出现的裁判偏差。这些困顿与冲突,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开始反思传统共同犯罪理论通说的自洽性以及分案诉讼程序设计的合理性,进而提出了笔者认为的症结所在,即表现在立法通说、法官裁判、分案程序三个方面:共同犯罪理论通说在“违法”与“有责”层面的相互混淆、法官对共同犯罪事实评价的人为割裂以及分人分案审理催生的矛盾裁判。基于此,本文第三部分,则着眼于上述三个视角,提出了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审理规则的或然路径,一是破除传统意义上将刑事责任年龄纳入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的做法,重新厘定以违法为重心的共同犯罪概念;二是区分主客观分案事由基础上,重新确定法官以整体为核心的共同犯罪事实认定;三是坚持分案审理的原则下,倡导回归同一审判组织的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设计。本文拟通过对当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审理的具体做法及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运行有所裨益。

全文共9996字。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阐释了当下基层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存在的困顿、冲突与矛盾。在问题揭示部分,增加引入刑事责任年龄的考量因素,并基于审理实践,首次细分四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类型组合,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剖析四种共同犯罪类型面临的审理悖论与裁判困境。对于司法实践中,法官因分案审理产生的共同犯罪评判标准异化,本文又进一步归纳、总结出三种迥异的裁判标准。同时,对于实践中普遍采用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人分案审理模式,本文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在原因剖析部分,本文并不认可理论通说将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并将“违法”与“责任”两个层面相互混淆。法官人为割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犯罪事实上的万千联系,根源在于错误理解了分案审理的价值衡平,同时本文重点指出分人审理设计失当所引发的系列裁判困惑。在问题解决部分,本文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客观参考和主观优待,判断共同犯罪应当先判断违法再判断责任。在共同犯罪事实评判上,提出法官应以整体、主动评判为原则,以不评判、被动为例外的判定思路。最后,不同于实践中倾向共同犯罪由少审庭与刑庭分别审理,本文提出了回归同一审判组织的刑事诉讼程序。

 

 

以下正文:

引  言

不言而喻,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强调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在机制层面上已然逐步探索、发展出了专业的少年审判组织和专门的少年司法程序。与大刀阔斧的制度创新相比,基于未成年人审理规则的精细化探索却鲜有问津。而共同犯罪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态,却因传统的概念界定与新生的诉讼程序而不得不面临裁判层面上的诸多冲突与矛盾。本文试从笔者所在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入手(1),对当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裁判的具体做法及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运行有所裨益。

现实之惑: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审理的多重困境

不同于传统视角上对共同犯罪的探讨偏重于被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增加刑事责任年龄的因素考量,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以便完整呈现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真实样态与实践效果。

定罪与量刑标准的隐形悖论

对于绝大部分基层未成年人案件而言,案情事实简单清晰、指控证据确实充分,似乎连研究必要性与否都值得商榷,更不太可能出现定罪与量刑上的相悖而行。但就是这种基于裁判内容上的审理自信,导致实际审判中往往忽略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介入共同犯罪产生的特殊性,进而出现对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定罪与量刑上截然相反的两种标准,试以两个案件为例:

案件一:2017年2月,被告人A、B伙同C(骨龄鉴定11岁,教放)乘坐地铁行至C市Q区某地,由被告人A、B在旁望风,C趁被害人王某不备,将其衣服包内的一部华为手机(价值2059元)盗走。盗窃得手后,由C负责销赃,并获款1000元,分给被告人A、B各20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B的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B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属于从犯,请求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后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由于C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犯罪,本案不宜按照共同犯罪区分主从,被告人B不能作为从犯在量刑情节上予以考虑。

案件二:2017年10月,被告人D伙同E(9岁)、F(15岁)经预谋盗窃后,行至C市Q区某地,开始寻找盗窃对象。趁被害人杨某不备,由E盗窃其“苹果”手机一部(鉴定价值1800元);随后趁被害人肖某不备,由F盗窃 “VIVO”手机一部(鉴定价值929元)。三人一同乘出租车离开,后被民警通过天网监控跟踪,将三人挡获,当场查获两部被盗手机。该案审理中,被告人D认为两部手机并非其所偷,对指控的两笔犯罪事实不予认可。审理中,法院认为,被告人D伙同他人窃取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应当按照盗窃罪予以追究。

如果对上述两个案件事实进行要素式提取,无非即有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与无刑事责任的年龄未成年人(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共同实施盗窃行为。而两个案件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对有责未成年人是否入罪的问题上,Q区法院通过适用共同犯罪理论将D入罪(案件二),但在对有责未成年人量刑情节的考虑上,Q区法院则排除适用共同犯罪,否定了B的从犯地位(案件一),从而不自觉地产生了共同犯罪理论在未成年人定罪与量刑问题上双重标准。事实上,这种隐形的裁判悖论,并不仅仅是法院审理案件的某一次“事故”,它已经越来越成为法官类案处理中习惯地且不自知地的审理现象。

共同作用评判的莫衷一是

由于无责未成年人的介入,法院在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审理时,事实上形成了三类主体,即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成年人的排列组合。剔除与本文研究无关部分,实际上涵盖了有责未成年人与无责未成年人之间、有责未成年人与有责未成年人之间、有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以及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四类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类型。而在对Q区法院已审结案件进一步抽丝剥茧后,一个更加有趣地现象出现了,即在同一个法院内,不同法官对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相互作用的评判方式竟有着截然不同的自我解读。

从法官适用共同作用主观意愿的角度看,对于共同犯罪事实的评价与否,不同的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类型,法官主动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进行裁判的意愿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具体来讲,在有责未成年人与无责未成年人之间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问题上,Q区法院法官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无一例外倾向于被动评判的方式,除非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明确提出进行主从关系的认定,否则法官一概不主动评判。与此相对,在有责未成年人与有责未成年人问题上,Q区法院法官依然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即绝大多数的法官会主动对被告人之间共同犯罪的作用、地位进行司法判断。而在有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以及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问题上,Q区法院的法官则开始出现一定的分歧,约20%左右的法官会在裁判过程中主动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进行裁判,但绝大多数法官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恪守被动适用的态度。

从法官评判共同作用客观标准的角度看,无论是主动评判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还是被动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进行司法裁判,理论上说评判的客观标准应该具有唯一性。但是在Q区法院的审理中,对于有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以及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共同作用关系如何判断,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三种迥异的评价标准:第一种整体评价法(2),即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各自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进行全面评价,从而得出主犯与从犯的结论,但这种评价方式属于实践中极其小众的一类,仅在极个别的案件中,有法官进行适用;第二种部分评价法(3),事实上将分案后的两个案件进行分别评价,即有责未成年人案件中如果存在多人,将多名有责未成年人之间的地位、作用进行相互评价,不再考虑无责未成年人、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事实中的客观作用;第三种否定适用法(4),即法官不主动适用共同犯罪理论,或者即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进行共同作用评判的辩护意见后,审理法官亦认为上述情况,不应当作为共同犯罪,而在裁判理由中以“不宜区分主从犯”或者“缺乏相应的证据”为由,直接排除对共同犯罪裁判规则的适用。

分案审理背景下的裁判偏差

以Q区法院为例,早从2013年起,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进行分别处理,将未成年人、成年人交由不同的审判组织适用相应的裁判规则进行审理,只是在少年审判庭成立后,该未成年人部分案件转交至少审庭审理。抛开机制创新的形式外衣不论,Q区法院这种分案审理模式,从本质上讲,就是将原本同一个犯罪事实,拆分为彼此独立的两个案件,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审判组织进行单独评判、单独判断。因此,由于个案随机分配至不同的法官审理,司法实务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完整性以及对裁判尺度的把握,不可避免出现裁判结果上的出入与冲突。这种“偏差”在Q区法院审判实践中又集中体现在:导致案件事实的碎片化,分案法官无法还原共同犯罪的事实全貌,无法有效获得同案其他被告人直观的供述与辩解,客观上造成不能准确判断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主从属性;导致量刑结果上的有失公允,个别未成年被告人所获刑期有可能因法官之间自由心证的影响,出现高于成年被告人所获刑期的“倒挂”失衡;导致同一犯罪事实出现不同的法官采用不同评判标准,这也是现行分案审理模式下最为突出的问题,例如对于同一个共同犯罪事实,审理未成年人的法官可能采用否定适用法或者部分评价法,但是审理成年人的法官却采用了整体评价法,评判方式上的截然相反,不得不说是对司法严肃性的直接破坏。

谜因反思:困境背后的症结探究

在对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越来越重视的今天,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中的诸多迷惑、矛盾与困顿,俨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关注,植根于这种困境本身,尚需要我们立足当前司法场域,进行更深层次发掘。

(一)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破与立的徘徊

1.一个不自觉的错误假设。何为不自觉的错误假设呢?通俗地讲,就是在法官甚至是在立法者心中,无责未成年人与有责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时,无责未成年人由于自然年龄更小,而不可能实际上指挥、组织、安排比他年龄更长的有责未成年人,有责未成年人必然具有意识上的自主性和行为上的主导性,质言之,“年纪小的还能喊得动年纪大的”。这种不自觉的年龄优势论假设,在法官裁判过程中,总是会不自觉地闪现,进而在理论上将两者的关系评价为利用(主体)与被利用(工具)关系,即便有责未成年人帮助无责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有责未成年人也应作为间接实行犯,即操控主体,而无责未成年人因不具备辨认控制能力,实则为被操控工具,两者之间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2.理论上的固守与实践中的逾越。除了上述假设外,对有责未成年人与无责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犯罪,更为强大的阻力还在于当前共同犯罪通说理论的影响。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通说认为,作为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所谓二人以上,以二人以上均需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5)据此,有责未成年人与无责未成年人的刑事不法行为,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因此才会出现,Q区法院法官在量刑情节中,无一例外将其不作为共同犯罪处理的自然逻辑。但是,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法官甚至包括检察官在内,又本着更符合日常认知及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理所应当地认为应对即便处于从犯地位的有责未成年人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故而,出现了对共同犯罪通说的实践抵牾。

3.“违法”与“有责”层面的相互混淆。事实上,对共同犯罪理论(6)究竟应当采用“犯罪共同说”(7)抑或“行为共同说”(8),笔者并无意陷入学派之间的纷争,但是基于通说理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违法”层面与“责任”层面的混淆,而导致刑事责任年龄被堂而皇之、理所应当地作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对此并不能苟同。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混合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同时在不法与责任层面认定共同犯罪,而且先判断责任,再判断不法。这种认定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9)换言之,抛开因年幼确实不具备辨认控制能力者外,对于一部分已经具备一定辨认控制能力的无责未成年人而言,之所以不将其作为犯罪,并非其没有实施刑事违法行为,而仅仅是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在责任层面上予以免除。对“违法”与“责任”的判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顺序和两个不同的层面,共同犯罪是一种不法形态,而责任的判断应当在不法之后,而不能相反。

(二)对共同犯罪事实评价的人为割裂

1.错误理解分案审理的价值衡平。在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审理走向必然趋势的过程中,司法实务着重探讨了分案审理背后的特殊价值保护,即在审判阶段营造更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但这并不等同于将一个在事实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案件完全拆分为毫无关联的两个案件,而这恰恰是实践中共同犯罪事实评判千差万别的价值误读。我们在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中引入分案审理机制,是因为在效率价值面前,我们还要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健康成长作更倾向性的特殊保护,而这更多的是体现在分案审理程序中,包括避免羁押过长、区分调查询问方式、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封存等具体程序设计。但比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还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这种分案审理制度本身不能损害案件的公平正义裁判。因此,分案审理并不是人为割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犯罪事实上的万千联系,而仅仅是在审理程序上对未成年人进行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事实评判中部分评价法与否定适用法在诉讼价值层面陷入的误区和陷阱。

2.曲解违背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我们之所以在对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事实判断中出现泾渭分明的评价路径,除去价值层面上的偏差外,还在于对共同犯罪认定方法的肆意曲解适用。所谓共同犯罪的认定,不管是通说意义上的“整体认定”(10)还是部分学者提出的“以正犯为中心”(11),判断对象本身都是一致的,即参与犯罪的所有行为人,而上述学理上的分歧,仅是判断主体先后上的差异。但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却基于案件的分案审理而自我研创了一套另类共同犯罪解释学,即将本来属于同一共同犯罪事实的若干行为人,自动区分为未成年人之间进行共同犯罪判断,成年人之间进行共同犯罪判断,亦或更加简单粗暴地不将共同犯罪事实进行判断。这种另创和突破,无论在立法层面抑或是学理层面,都缺乏行之有效的支撑,完全脱离了共同犯罪理论本身的判定路径与方法。这种方法的危险性还在于,它违背了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极易导致被告人之间量刑协调性的破坏。

(三)对分人审理程序的设计失当

1.造成“一事两案”主观误区。未成年人分案审理制度本身顺应了少年司法制度的时代需求、符合现代司法的价值理念,但是如果分案审理制度设计不当,则有可能会反过来阻碍、侵蚀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目前,包括Q区法院在内的大多数法院,对人为拆分的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倾向于采用不同审判组织分别审理,尽管有些法院可能分别交由少审庭和刑庭,而有些法院则统一交由少审庭,但在实际审理中,均是随机分案至不同的法官审理,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分人审理。如果说分案审理是一种价值保护取舍的结果,是一种审理程序上的分离,那么分人审理,笔者认为,则是人为的划定了“一事两案”的假象,将应当在一个案件中解决的问题,硬生生地剥离成两个独立的案件事实,根本上违背了“案件单一性”理论,即“案件与国家刑罚权相对应,对于一个案件,国家只享有一个刑罚权。”(12)

2.增加事实查清的客观成本。在分人审理的分案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解决各审判组织相互独立产生的案件事实认定矛盾,依赖于各审判组织之间通过强化沟通与协调。但在人案矛盾日益凸显的当下,这注定将流于形式,成为空谈。以Q区法院为例,未成年人案件进入少审庭,法官首先并不必然知晓同案的成年人是否已经起诉至刑庭;即便法官无意得知,法官之间基于简易案件事实的讨论,也显得既无必要、又无闲暇,最终法官仅依据自己案卷查明的事实情况,径直作出裁判,而不再真正关心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理想中上通过法官之间相互沟通来还原案件全部事实的设想,必然带来审理成本的大幅增加,抑制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主动性,而最终被司法实践所放弃。

3.催生自由心证带来的矛盾裁判。分案审理制度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案件分离后裁判尺度上的差异,但分人审理的设计,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基于法官自由心证上的法律适用偏差。分人分案审理的制度症结在于,一方面将一个整体的案件在程序上分离给完全独立的各审判组织,另一方面又寄期望于各审判组织之间在适用法律方面能保持高度一致。事实上,从案件分配至不同法官的那一瞬间起,就决定每个法官对于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量刑尺度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判断,这种偏差本身,天然地就存在于法官自由心证的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于完全独立的两个案件,法官基于不同的理解,作出差异化的评判,法律应该允许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偏差;但对于事实上有关联的两个案件,如果再基于法官自由心证而作出畸轻畸重的裁判,恐怕就显得不再适宜。

视角回应: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审理规则的或然路径

未成年共同犯罪不当审理的发生,是司法理论与司法机制交织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从实现共同犯罪理论厘清与未成年人审理机制重构的视角出发,引导少年刑事审判的进一步专业化。

(一)以违法为重心的共同犯罪概念厘定

消除刑事责任年龄的在先束缚

笔者认为,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识,应该涵盖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客观界定操控(主体)与被操控(客体)的相对标准,即立法规定的无刑事责任年龄,是基于未成年人生理与心理发展成熟度和社会化水平确定的参考标准,它对于我们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行为的辨识、控制能力,在与他人犯罪的过程中,有无相应的规范性意识,是否可能存在被诱导、压制甚至剥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考量因素。司法审判中,法官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伙同他人犯罪时,即应当重点判断其是否存在被抑制意志的可能性而成为被利用、操纵的客体工具。但这仅仅是一个参考数值,仅为提醒、引起法官的额外注意,并非绝对数值。二是主观排除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政策优待,质言之,刑事责任年龄之所以将此类人员实施的不法行为进行非犯罪化处理,主要是基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长远角度,给予的刑事政策特殊考量,而这并不能成为加重同案人员刑事责任的绝对理由。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客观参考和主观优待,传统意义上将刑事责任年龄纳入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的做法并不可取,应该予以纠正。

基于违法与责任层面上的判断顺序

从实质的观点进行考察,只有具备了以下两个条件,才能被认定为犯罪:其一,发生了违法事实(违法性);其二,能够就违法事实进行非难(有责性)。据此,犯罪的实体是违法性与有责性。(13)共同犯罪是一种不法形态,认定两人以上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即是认定法益侵害的结果客观上能否归责于各方行为人,而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责任,换言之,“违法(原则上)是连带的,责任是个别的”(14),对共同犯罪案件的认定,应当先违法后责任。据此,笔者以为,司法实践中,判断无责未成年人与有责未成年人(甚至包括成年人)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正确的逻辑展开顺序应当是:先参考无责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判断其是否存在被操控、被利用的可能性,得出不法层面上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如果存在,即单独犯罪,不成立共同犯罪,否则则成立共同犯罪;然后对不法层面上成立共同犯罪的,再基于刑事政策进行非犯罪化处理,对行为人是否有责进行个别判断,得出责任层面上的司法评判。

(二)以整体为核心的共同犯罪事实评判

1.坚持整体评判的认定方法。既然共同犯罪是一种不法状态,那么作为该逻辑的自然延伸,有关共同犯罪事实评判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将不法事实客观归属于哪些参与人的行为,显然,部分评价法已然背离了共同犯罪的审理逻辑。笔者以为,对于上文提及的四类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无论案件采用的是并案处理模式还是分案处理模式,也无论法官是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审理还是单独对成年人案件进行评判,对共同犯罪事实的认定,都应当坚持整体的、全面的评价方法。同时,这种标准应当具有一致性,并不应法官的不同而产生标准认定上的差异。具体而言,分案模式下,评判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将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成年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不法层面上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各行为人在参与不法事实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还原再现完整的共同犯罪事实,最终得出相互之间究竟是一种共同协作关系亦或是一种帮助从属关系。

2.非整体评判的客观例外。在司法实务中,除了基于政策考虑带来的主观分案外,还有一类分案,则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造成的客观分案,例如,其他同案犯在逃、患病等情形,也即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另案处理”。在这种情形下,法官有可能客观上只能查明在案被告人(包括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确已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但他无法仅凭被告人的个人供述与辩解,便判断出其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仅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得出该被告人是否成立被指控的罪名,而无需(事实上也不能)对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判断。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共同犯罪事实评判的问题上,法官应该坚持以整体评判为原则,积极、主动还原共同犯罪事实原貌,确保各行为人之间罪刑相适应、量刑相协调;而以不评判为例外,对因在逃等事由造成的确实无法知晓案件全貌时,法官则应转而选择被动、消极行使判断权,以避免事实认定的错误。

(三)以同一为中心的分案审理机制设想

1.对分案审理范围的探讨。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审理之外,是否还存在并案审理的例外,实务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与操作。在回答这个问题前,笔者以为,确有必要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的价值进行再回顾,即突出强调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作为第一位的司法价值。因此,分案审判的方向与目标,应是尽量扩大分案审理的适用范围,尽力体现现代司法对少年审判的特殊关怀。那么再对照上述标准,笔者以为,应当将并案审理的范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定并案审理,即未成年被告人被指控罪名的法定刑为10年以上的,这种情形下,基于案件所带来的社会危险性较大,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犯罪动机、所起作用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也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进行并案审理;另一类是酌定并案审理,即对于未成年人为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的主犯、必要共同犯罪、其他分案处理可能影响妨碍审理的案件,由法官根据事实查明情况,自由裁量是否需要并案审理。不同于学界,笔者之所以将未成年人作为主犯和首要分子的案件纳入酌定并案审理的范围,主要基于基层司法实践的判断,事实上,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并不一定意味该案在事实查明、社会危害性抑或是量刑方面,存在疑难、复杂情形,相反,大量的未成年人共同盗窃、抢夺、抢劫等案件,事实都比较清楚、情节也比较轻微,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更符合现代司法的发展理念。

2.回归同一审判组织的程序设置。如果说扩大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审理是一种价值需求,那么,将人为分离的两个案件通过同一审判组织进行裁判回归则是一种程序需求。换言之,分案审理是对人的分离,而不是对事实的截然分离。既然需要对同一事实进行全面评价,那么分案审理则必须交还由同一法官、同一合议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官作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是完整的,而不是有所缺失的。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建议首先,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起诉至法院的,检察院应当进行关联案件标注,以便法院立案环节能够快速识别两个案件的关联性;其次,立案部门应当统一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交由少年审判庭进行审理;再次,少审庭内部应确立同一法官或者同一合议庭对两个案件进行审理,但注意两个案件系独立案件;最后,同一审判组织在分案审理的过程中,程序上可以基于法定或者酌定并案审理情形,选择是否启动并案审理,实体上可以根据两个案件查明的全案事实,整体判断各行为人在参与犯罪中所起的地位、作用,作出罪刑相一致的公正裁判。

结  语

诚然,我们的少年司法制度仍需改良,但只要我们坚持更为细密的制度设计和更为健全的司法裁量,未来少年司法与整个社会相得益彰将不再遥远。

 


 

(1) 以笔者所在C市Q区法院为例,2013年——2018年6月,该法院共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61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共同犯罪96件,约占60%。2016年6月起,该法院正式设立少年审判庭,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采取由少审庭与刑庭分别审理。而在少审庭成立前,Q区法院已经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在同一庭内(刑庭)采取分案进行审理。

(2) 2013年——2018年6月,Q区法院96件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涉及有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以及有责未成年人、无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两种类型的案件数为66件,其中,法官采用整体评价法进行裁判的案件为4件,约占6%。

(3) Q区法院法官中采用部分评价法进行裁判的案件为25件,约占38%。

(4) Q区法院法官中采用否定适用法进行裁判的案件为37件,约占56%。

(5) 张捷、姚军:《伙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人作案可构成共同犯罪》,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8期,第67页。

(6) “共同犯罪”的本质讨论的是何谓“共同”的问题,即是“行为”的共同,还是“犯罪”的共同。参见陆诗忠:《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犯罪共同说”抑或“行为共同说”》,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28页。

(7) 该理论认为共同犯罪就是数人共同实施大家所共同追求的特定犯罪,即“数人一罪”。 参见黎宏:《共同犯罪行为共同说的合理性及其应用》,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13页。

(8) 该理论认为共同犯罪就是数人共同实施行为,实现各自的犯罪,即“数人数罪”。参见黎宏:《共同犯罪行为共同说的合理性及其应用》,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13页。

(9) 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4页。

(10) 整体认定即整体地判断谁和谁成立共同犯罪。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11) 在处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应先确认正犯,在正犯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前提下,再判断是否存在教唆犯、帮助犯。参见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页。

(12) 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3) [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论犯罪构造的逻辑》,徐凌波、蔡桂生译,《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29页。

(14)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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