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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问题研究

来源: 发布日期:2016-09-29 浏览次数:2621次

——由广州许霆案与惠阳许霆案对比展开

陈雪琳

  

司法审判具有定纷止争的功能,是一种生杀予夺的公权力,审判权的行使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必须慎之又慎。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工作目标,人民法院必须推进司法公开,其中,实行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开是重要的一环。随着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正式开通,越来越多的裁判文书更加直观、真实地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接收人民群众的评判。尤其,能够对人身自由乃至生死进行定夺的刑事裁判文书更是强烈吸引着公众的眼球,刑事裁判文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强调要注意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但是目前刑事裁判文书仍普遍存在论证与说理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以理服人的审判效果尚未凸显。

案情相类似的案件大量存在,在法律法规框架下,不同地方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处理方式和案件审判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当此类案件呈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类似的案情部分,而容易忽略此案与彼案中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微差别又常常成为造成两案结果相去甚远的关键所在。此时,裁判文书中的论证与说理就能发挥出重要作用,展现出案件真实面貌,展示出法官作出判决结果的过程,体现出以理服人的功能。广州许霆案与惠阳许霆案就是类案不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典型代表。

广州许霆案裁判文书说理分析

广州许霆案整个审理过程以及审判结果一直备受媒体关注,引发人民群众广泛讨论。

(一)广州许霆案一审刑事判决书说理分析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许霆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多次从提款机取款,共计提取现金175000元后携款潜逃。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许霆用自己的银行卡(该卡内余额170多元)取款时,发现银行ATM系统出现错误,即利用银行ATM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分171次恶意从该ATM机取款共175000元,得手后携款潜逃,赃款被花用光。(1)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列举了确认的证据材料。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对于辩护人关于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的辩护意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霆明知其持有的银行卡中只有170多元存款,但是当其发现银行ATM系统出错时便产生了私自占有银行存款的恶意,共分171次恶意提款17万多元非法占有,此后许霆有潜逃的行为,并将赃款挥霍花光,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当以盗窃罪追究许霆的刑事责任。(2)

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一、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追缴被告人许霆的违法所得175000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3)

该案判决结果一出,引发民众一片哗然,因为银行系统出错,面对金钱的诱惑,一时贪念的许霆竟然面临无期徒刑的处罚。然而,该案上述说理部分显然未对该判决结果作出充分的说理论证。判决书论证部分仅对许霆构成盗窃罪这一点作了简单论述,而对许霆系盗窃金融机构这一重要事实认定一笔带过,甚至未引述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条文的具体规定(4)。从2008年的媒体报道来看,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对该判决结果、该份判决文书持质疑的态度。

(二)广州许霆案审刑事判决书说理分析

许霆不服上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判决中,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补充的证据作了较为细致的认定,并针对被告人许霆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进行了评判:结合帐户取款交易明细、帐户流水清单、银行监控录像、当事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对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护作出了回应对认定许霆系盗窃金融机构的事实作出说明。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许霆第一次取款1000时,其并不知晓银行ATM机有故障,系无意中提取了1000元,该笔提款行为不应视为盗窃,许霆实施其余170取款,其银行账户被实际扣账174元,不应视为盗窃所得许霆盗窃金额应当为173826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但鉴于许霆是在发现银行ATM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继而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构资金的手段实施了盗窃行为,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因此,根据该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对许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5)该案最终判决:一、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二、追缴被告人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6)

许霆案两次审理结果来看,对许霆犯罪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认定并无不同,造成两次判决量刑相差悬殊的原因,从裁判文书看来,系对许霆作出可以在法定刑以下进行量刑处罚的认定,而对于该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重审判决仍然没有作完整的说理论证。

同一法院两份刑事判决书,对许霆的量刑从无期徒刑变为有期徒刑五年,由于缺乏对定罪量刑的有效说理论证,对司法裁判的权威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惠阳许霆案裁判文书说理分析

惠阳于德水案由于案情与广州许霆案相类似,被普遍称为惠阳许霆案。该案判决书同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但民众对该份判决书几乎均持正面支持态度。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于德水存款时遇到现金退回的情况,发现账户余额相应增加,并成功取款,遂产生恶意存款并窃取银行的念头。于德水共恶意存款17次,恶意存入97700元,共窃取90000元,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10302030分许,被告人于德水用邮政储蓄银行卡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州市惠阳支行ATM机存款时,连续6次操作存款300元,现金均被柜员机退回,于德水发现ATM机屏幕显示系统故障,且其手机信息显示每次所存的钱已到账,账户余额相应增加,于是其尝试从该ATM机旁边的农业银行ATM机支取该邮政储蓄账户的2000元和1000元,获得成功,其确认上述所存的款已到账后,遂产生了恶意存款以窃取银行资金的念头于是于德水返回上述邮政储蓄银行ATM机,连续10次存款3300元,并到附近银行ATM机分三次支取15000元和转账5000元后再次返回上述邮政储蓄银行ATM机,连续存款50001次、99003次、100003次,至20131030215859秒,于德水共恶意存款17次,存入人民币97700元,接着于德水到深圳市龙岗区其他网点对该账户内的存款进行支取和转账,至次日62810秒共将存款90000元转移并非法占有2013111日,惠阳支行工作人员清查核算数据时,发现账实不符,后查明系ATM机发生故障,客户于德水利用ATM机故障多次恶意存款,获取该行资金所致同月4日该行联系于德水无果后报警同年1212日于德水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其家中被公安机关抓获至同年1215日止,于德水及其亲属通过转账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92800元退还给惠阳支行。(7)

从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许霆取款1000元,银行仅扣除其账户1元钱,许霆遂多次恶意取款;于德水存款时遇现金退回的情况,但账户余额相应增加,于德水遂多次恶意存款后取款。两案案情十分相似,然而社会效果却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

在这份近万字的刑事判决书中,法官没有沿用八股文式的法律认定模式,而是采用过半篇幅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法的衡量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地进行说理论述。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首先对于德水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论述:ATM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提出讨论,对ATM机产生故障时,取款人操作超过其实际存款额的取款行为,属于无效交易情形,还是盗窃行为,该院认为机器故障是操作人产生犯意的前提之一,但绝不是操作人产生犯意的原因,银行管理即使有过错也不是被告人恶意存款的必然原因,也即,不能说银行对被告人的犯意存在过错,更不能说机器故障是银行在诱导被告人犯罪。因为物质前提不能等同于犯罪的因果关系,故障只是犯罪行为实施的前提,但与犯罪本身没有因果关系。(8);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明确对于德水最初不知涉案ATM机有故障时的存款行为不构成犯罪,对于德水发现涉案ATM机发生故障之后继续反复存钱的后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详细论述,针对这一争议焦点,该院阐述了控辩双方各自的意见,对于控方观点表示同意,理由是,于德水通过取款方式验证,确认邮政储蓄这台ATM机已经发生故障,他此后17次交易的目的很明显,通过这种方式获取银行现金,而且,被告人于德水的所有行为也证实其内心非常清楚,这些钱不是他的,所以其行为构成非法占有。(9)对于辩方关于于德水后续行为仅构成民法中的不当得利,不属于刑法上的犯罪这一观点,予以驳斥,不当得利属于事件,作为事件,应当与获利人的意志无关,不以获利人有行为或识别能力为前提,不是由获利人的意志决定而取得。本案中,既然后来的17次交易都是被告人故意为之,说明被告人已经由意外受益的心理转变为非法占有的意图,其先前不当得利的性质也已经发生变化,由意外被动获得转变为主动故意侵权,严重的侵权行为即可构成犯罪。(10),该院综合认定于德水后续存款行为非法,由于其存在明显的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主观故意,同时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故于德水后续存款行为构成犯罪。

作出有罪认定后,该院对于德水的行为构成何种罪进行了论述:同样围绕控辩双方的不同意见,对盗窃罪和侵占罪进行了区分,该院认定于德水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从犯罪构成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要素进行阐述,有侧重性的对关键点即客观方面,于德水的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客观描述的特征,本案中,被告人利用机器故障,通过存款方式占有银行资金时,银行并不知晓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知道存款最后被非法占有的情况,即构成秘密窃取。身份的公开性并不能否定其行为的秘密性,不能将盗窃罪要求行为的秘密性等同于身份的秘密性,混淆两者的区别。退一步说,即使银行当时知晓情况,但只要被告人行为时自认为银行不知晓,也构成秘密窃取。从被告人后来连夜转移资金的行为来看,他就是希望在银行未知晓或将ATM机维修正常之前占有银行资金。因而,其行为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11),同时,该院认为从案件过程可以看出,于德水个人主观意图存在变化,不知ATM机故障时存款的合法行为在后来知晓机器故障后转变为恶意存款的非法行为,虽然形式上并无变化,但后续行为的合法形式并不能掩盖其恶意存款的非法目的,所以当于德水主观意图发生转变后,构成了犯罪需要的主客观相统一;对于辩方关于于德水的行为仅构成侵占罪要素的意见,该院认为分析侵占罪的客观要件,侵占的突出特点是变合法持有为非法所有,这也是侵占和盗窃的本质区别,即行为人已经合法持有他人财物,是构成侵占的前提条件……本案不能认定是侵占的关键在于,银行没有同意或授权,所以不构成典型侵占;同时,被告人于德水对银行资金的占有是通过恶意存款取得,不是合法持有,也不构成脱离占有物的侵占。(12)

对于定罪后的量刑,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不是采用简单的三段式套用法律条款直接得出量刑结果的方式,而是展现了法官作出量刑的内心确认、法律适用等全过程,详细阐释了于德水主观恶性较轻的主观方面、平和盗窃手段的行为方式、对社会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不会产生恶劣影响的社会危害性较低的行为后果,以及综合考虑于德水个人生活状况等其他方面的因素,该院认为,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宣告缓刑的量刑幅度,是适当的,能够达到刑罚报应与教育预防的目的。(13)

该份裁判文书的另一特点在于法官进行“最后的说明”,将法官心得呈现于判决书之中,让公众对法官如何做出本案裁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起到了与受众沟通交流的重要作用。

三、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应包含的基本内容

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是法院以审查确认的案件事实为基础依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法理,分析认定案件的性质,阐述处理案件的具体意见和理由,并正对控辩双方提出的相关意见进行评判的过程。(14)其核心内容是针对案情特点,运用法律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公诉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被告人的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则具体触犯何种罪名定罪后如何依法量刑,以及主刑与附加刑的适用问题,为判决结打下基础。从上述两案裁判文书来看,结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刑事裁判文书不可或缺的说理部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定论证,即对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说理论证。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对证据证明目的以及对证据采信的理由作出说明,根据所采信的有效证据形成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犯罪构成理论,根据犯罪四要素(15)逐一分析,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定性论证。只有分析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确实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其行为系刑法所规制的犯罪行为,并且能够明确被告人的行为确实会对社会产生危害后果,才能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对被告人作出无罪认定时,对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着重事实分析,此外,对有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亦应作明确说明。其次,确认对被告人有罪认定后,在适用罪名有争议的情况下,应当对比分析各罪的犯罪构成,结案案件具体情况,说明最终确定罪刑的理由。例如,在惠阳于德水案中,被告人于德水触犯盗窃罪还是侵占罪,法院亦通过对“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四要素的分析予以确定。

第二,量刑论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关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的规定,除了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犯了什么罪进行定性分析外,在确定了被告人“定罪”问题后,对其如何“量刑”亦应当作专门分析并且法官如何确定对被告人具体量刑的过程亦应当在刑事裁判文书予以反映出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指出了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对量刑理由进行说明(16)这是对强调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规定,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论证必须对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分析,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充分体现法官量刑论证的过程。同时,对被告人量刑要以定罪为基础,尤其是被告人或辩护人坚持无罪辩护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完成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定性分析,确认被告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具体罪名,然后再针对被告人触犯的具体罪名,结合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对被告人如何量刑阐明理由。

第三,控辩双方形成对抗,双方持不同意见时,对方观点均应作出是否采纳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意见或不采纳意见的理由大部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及辩护人会提出与指控一方不同的意见,包括作无罪辩护以及轻罪辩护,法院同样涉及定性论证和量刑论证的问题,对于公诉人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对各方意见均应作出回应,对于采纳哪些意见,不采纳哪些意见,亦应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充分阐释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此外,刑事裁判文书中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亦应正面予以回应,采纳量刑建议或是作不同的量刑处理均应作出充分说明。

第四,全面、规范、准确引用法律条文。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需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刑事裁判文书不能只注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分析,而对法律依据简单罗列,不阐释引用理由对于裁判文书中如何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问题,有专门的规定(17)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律条文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对被告人行为是否定罪的定性分析为第一步,故应先引用刑法中定罪的相关条文,确定被告人所犯罪名;其次,根据所确定的被告人触犯罪名,引用相对应的量刑条文,确定被告人的基本量刑;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若被告人有符合法律规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形,则引用相关条文对应处理,同理,若被告人存在刑法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的,亦应引用相关条文对被告人进行从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必要时,刑事裁判文书中对所引用的条文应当适当摘出条文具体规定,便于受众一目了然的认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对应性,而不应一概在判决主文前简单罗列刑事裁判所依据条文条款。

四、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充分与否判断标准

刑事裁判文书不应当追求以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彰显法官的水平,而是应当尽量运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对深奥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才能有效发挥出刑事裁判结果的社会效果,实现案结事了的最终目的强调要加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论述需要明确评价一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否充分的具体标准。综合而言,评判一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否充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说理正确

正确说理是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基础、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对于一份裁判文书的优劣进行评价,最基本的一点是裁判结果正确无误,而裁判结果的形成依赖于裁判文书中说理的正确性,所以说说理正确是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进行评判的最基础、最低限度的要求。刑事裁判文书不应追求深奥晦涩的高难度,而是应当追求达到这样的效果:一名普通人仅通过阅读一份刑事裁判文书,能够对该案的案件事实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对适用法律作出的裁判结果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并且,刑事裁判文书中根据对证据的采信作出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结合具体案件事实正确运用不同法律条文作出裁判,即体现出刑事裁判文书正确性这一基本要求。

(二)说理具有针对性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论证缺乏针对性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针对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定性论证时,有效证据采信与推断犯罪事实之间的对应量刑论证时量刑情节与量刑理由之间的对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或者从重处罚等量刑结果与量刑依据之间的对应;在控辩双方持不同意见,而对一方观点进行采纳时,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均作出回应,除了对法院所采纳的观点进行详细论述外,尤其是针对其中一方未被采纳的意见,应当对法院不采纳其意见的理由进行充分说理和论证,明确该意见未被接受的理由也就是说,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当全面分析案件中的不同观点、意见,针对每一种观点、意见均应作出充分的论证,例如惠阳于德水案刑事判决书中所采用的说理模式,对于案件的争议明确区分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衡量三方面争议焦点,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论述,思路清晰,说理充分。

(三)说理达到专业通俗之间的平衡

裁判文书公开作为审判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在起到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普法宣传的一个良好平台,裁判文书不仅发挥出原本的法律效果,现在更能体现出其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在一个公开的司法环境下,评判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充分与否的另一项重要标准在于其能否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达到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在惠阳于德水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案刑事判决书中,法官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衡量三方面进行充分论证说理后,采用“最后的说明”形式将法官心得呈现于判决书之中,让公众对法官如何做出该案裁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从舆论反应来看,该案判决真正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工作目标,切实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人民法院在制作刑事裁判文书时应当进行充分说理论证,达到以理服人的最终效果。为此,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在定性论证和量刑论证的基础上,全面、规范、准确的引用法律条文,针对控辩双方不同的意见,阐述意见采纳的理由,以达到说理正确、具有针对性的基本要求,并且做到专业与通俗相平衡的标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书。

(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书,该院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对于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被告人的银行卡内只有170多元,但当其发现银行系统出错时即产生恶意占有银行存款的故意,共分171次恶意提款17万多元而非法占有,得手后潜逃并将赃款挥霍花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

(3)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5)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该院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许霆案发当晚2156分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在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无意中提取的,不应视为盗窃,其余170资取款,其银行账户被扣账的174元,不应视为盗窃,许霆盗窃金额共计173826元。公诉机关指控许霆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鉴于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6)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7)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8)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9)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1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1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12)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13)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刑二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14) 沈志先:《裁判文书制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5) 犯罪四要素是指“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四个要素。

(16) 参见《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六条“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量刑理由主要包括:()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1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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